建元二年（480），南齐初置史官，以檀超与江(jiang)淹掌史职，上表(biao)议国史条例：
开元纪号(hao)，不取宋年。封爵各详本传(chuan)，无假年表(biao)。立十志：《律历》、《礼乐》、《天文》、《五行》、《郊祀》、《刑法》、《艺文》依班固，《朝会(hui)》、《舆服》依蔡邕、司马彪，《州郡》依徐爰。《百官》依范晔，合(he)《州郡》。班固五星载《天文》，日蚀载《五行》，改日蚀入《天文志》。以建元为始。帝女体自皇宗，立传(chuan)以备(bei)甥舅(jiu)之重。又立《处士》、《列女传(chuan)》。
前(qian)人对“开元纪号(hao)，不取宋年”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，周一良先(xian)生认为“开元纪号(hao)，不取宋年”和(he)“以建元（齐高帝纪元）为始”，就是说“修齐朝国史的限断不再从本朝建立向上延伸，而是从萧道成即位之年算起”。徐冲指出“开元纪号(hao)，不取宋年”若果(guo)如周氏所言，则南齐国史须自建元元年开始书写，这显然与《本纪》通(tong)常自皇帝出生就开始书写的一般原则不符(fu)。此(ci)外，建元元年时萧道成已经五十三岁，且三年后即别于人世，“难以想象南齐国史会(hui)舍弃其创业之主在刘宋时期的创业事迹(ji)于不顾”。因此(ci)徐冲把“开元纪号(hao)，不取宋年”理解为“在对本王朝开国史的书写之中，于高帝萧道成起事创业之后，尽(jin)管事实上仍当(dang)宋世，也要开始以齐之纪年（‘齐元年’或(huo)者‘齐公元年’之类）书写其创业经纬”。
齐高祖像（明代 王圻 绘）
本文认可徐冲对周一良先(xian)生观点的看法，但他没有明确“高帝萧道成起事创业”究竟以何事为标志，其事发生在何年，仅笼(long)统地(di)指出萧道成创业在刘宋之时。从晋、宋二朝的例子看，王业之始并非不言自明。西晋创业史始于司马懿受诏辅政还(hai)是高平陵事变，晋初朝臣存在争议，故有“正(zheng)始”和(he)“嘉平”两种国史限断动议。刘裕虽身自创业又复受禅，也无法避免宋臣对王业之始的争论，因而提出了元兴三年（404）、义熙元年（405）和(he)义熙十四（418）年三种国史限断选择(ze)。由此(ci)可见，新朝“起事创业”的具体时间与标志事件，通(tong)常需要经过(guo)群臣博议，君主裁(cai)定后方能为断。
若以晋、宋二朝王业之始的讨论为参考(kao)，回(hui)顾萧道成自臣而君的过(guo)程(cheng)，有几个时间节点甚为关键：第一是宋后废帝元徽元年（473），此(ci)前(qian)一年宋明帝遗令(ling)时为右卫将军的萧道成与尚书令(ling)袁粲、护军褚渊、领(ling)军刘勔辅政。第二是元徽五年（477），此(ci)年七(qi)月后废帝为近(jin)侍所杀，萧道成趁势(shi)入主中枢，迎立顺帝，独掌大权。第三是昇明三年（479）三月，萧道成加九锡、受封齐公。第四是建元元年四月，宋顺帝禅让，萧道成称帝。齐人究竟选择(ze)哪(na)件事为王业之始，同样存在讨论的余(yu)地(di)。况且刘宋昇明三年也是萧齐的建元元年，如果(guo)将封齐公或(huo)受禅让作为王业之始，那么南齐国史都(dou)是以“建元元年”为断。徐冲推测的“齐元年”、“齐公元年”等纪年方式，就无法分辨这两种“起事创业”的区(qu)别，也无法借由类似的表(biao)述“书写其创业经纬”。那么该如何理解“开元纪号(hao)，不取宋年”的含义呢(ne)？
檀超与江(jiang)淹提出的国史条例，遭到了左仆射王俭、秘书丞袁彖的批评(ping)，王俭议曰：
金粟之重，八政所先(xian)，食货通(tong)则国富民(min)实，宜加编录，以崇(chong)务本。《朝会(hui)志》前(qian)史不书，蔡邕称先(xian)师胡广说《汉旧仪》，此(ci)乃伯喈一家之意，曲碎(sui)小仪，无烦录。宜立《食货》，省《朝会(hui)》。《洪范》九畴，一曰五行。五行之本，先(xian)乎水火之精(jing)，是为日月五行之宗也。今宜宪章前(qian)轨，无所改革。又立《帝女传(chuan)》，亦非浅(qian)识所安。若有高德异行，自当(dang)载在《列女》，若止于常美，则仍旧不书。
王俭对檀超、江(jiang)淹所上条例的意见是，应该在诸《志》中增加《食货志》，删(shan)去《朝会(hui)志》，将日蚀载入《五行志》；列传(chuan)部分，删(shan)去《帝女传(chuan)》，帝女有高德异行者载在《列女传(chuan)》。袁彖的意见见于《南齐书·袁彖传(chuan)》：
议驳国史，檀超以《天文志》纪纬序位度，《五行志》载当(dang)时祥沴，二篇(pian)所记，事用相悬，日蚀为灾，宜居《五行》。超欲立处士传(chuan)。彖曰：“夫事关业用，方得列其名行。今栖(qi)遁之士，排斥皇王，陵轹将相，此(ci)偏介之行，不可长风移俗，故迁书未传(chuan)，班史莫(mo)编。一介之善，无缘(yuan)顿略(lue)，宜列其姓业，附出他篇(pian)。”
袁彖认为嘉遯之风不可长，国史不应立《处士传(chuan)》。可以看到，王俭、袁彖主要对《志》、《传(chuan)》的安排与取舍有不同意见，并未对“开元纪号(hao)，不取宋年”提出不同看法。齐高帝的批示是“日月灾隶《天文》，余(yu)如俭议”。这都(dou)表(biao)明南齐君臣对王业始于建元元年没有异议。“开元纪号(hao)，不取宋年”就是朝野认可的国史限断，它(ta)还(hai)可以表(biao)述为“开元纪号(hao)，只取齐年”，即以“建元元年”为断。
既(ji)然“开元纪号(hao)，不取宋年”已经确定了国史限断，那么何必要再次强调“以建元为始”呢(ne)？徐冲认为“以建元为始”只是针对《天文志》而言。仔(zai)细审视《檀超传(chuan)》所载内容(rong)，其对国史义例的讨论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内容(rong)：纪、表(biao)、志、传(chuan)，这一编排内容(rong)显然受《汉书》体例的影响。据(ju)此(ci)对上引《檀超传(chuan)》的材料进行划分：“开元纪号(hao)，不取宋年”是统摄整部国史的限断原则；“封爵各详本传(chuan)，无假年表(biao)”是不设诸侯年表(biao)；“立十志”是对诸志内容(rong)与条目的安排；最后讨论列传(chuan)，主要集中在《处士传(chuan)》、《列女传(chuan)》和(he)《帝女传(chuan)》等类传(chuan)的取舍。“以建元为始”属于“十志”部分的讨论，它(ta)不仅是对《天文志》的限断，更是对整个“十志”记事内容(rong)的限断。所以特别强调诸志“以建元为始”，与当(dang)时前(qian)史诸志的撰写情况密切相关。
自班固之后，历朝史家续接《汉书》，撰述纪传(chuan)体断代史，前(qian)后不绝。至南齐初年，所撰汉、魏、晋、宋诸史繁多，诸书或(huo)有志、或(huo)无志。有些史书虽然仅载一代之史，但其志所录内容(rong)则可能逸出一代的范围。沈约《宋书·志序》言：
《天文》、《五行》，自马彪以后，无复记录。何书自黄初之始，徐志肇义熙之元。……元嘉中，东海(hai)何承天受诏纂《宋书》，其志十五篇(pian)，以续马彪《汉志》，其证引该博者，即而因之，亦由班固、马迁共(gong)为一家者也。其有漏阙，及何氏后事，备(bei)加搜采，随就补缀焉。
以上内容(rong)反映了沈约撰写《宋书》时，当(dang)世所存宋代诸志的情况。何承天《宋书》的十五篇(pian)志上接司马彪《续汉志》，其中至少包含《天文志》和(he)《五行志》，两《志》记事始自黄初。徐志或(huo)是新撰，或(huo)是删(shan)削何志而成，“徐志肇义熙之元”说明徐爰诸志以义熙为断。沈约《宋书》诸志“及何氏后事，备(bei)加搜采，随就补缀焉”，透露出沈约诸志大体欲遵(zun)循何承天始自黄初（220）的旧例，如司马彪《礼仪志》述东汉礼制，沈约《宋书·礼志》就从黄初记起。而如《符(fu)瑞志》为前(qian)史所无，沈约立之以“补前(qian)史之阙”，其记事就从上古太昊时记起。沈约《宋书》纪传(chuan)部分成书于永(yong)明六(liu)年（488）二月，诸志中最晚成书者可能已在梁(liang)代。因此(ci)，建元二年南齐国史修纂时，沈约诸志尚未完成，南齐史官究竟是选择(ze)续接徐、何《宋书》诸志，还(hai)是补缀诸家《后汉书》、《晋书》之志，自然需要有所决断，“以建元为始”一语即特别针对此(ci)情况而发。
简言之，南齐国史的纪、传(chuan)、志皆以建元元年为断，诸《志》的内容(rong)不再上及此(ci)前(qian)数朝。此(ci)后沈约《宋书》诸志，多从黄初元年记起，未从义熙之断，应是受到南齐国史诸志限断的影响。由司马彪《续汉志》、《宋书》八《志》和(he)南齐国史诸《志》，就可构成东汉以降首尾连贯的典制史。